By | 2023年7月2日

学者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其实由来已久, 但它作为一个精确的政治学概念则仅始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 (Gabriel A.Almond) 。他指出, 政治文化涵盖了传统政治学中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民族心理和政治价值取向等诸多对政治决策、制度和历史进程产生作用的因素。一般来说, 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基因性质, 是长期的历史发展积淀形成的, 也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它们在有形和无形之中对该国的政治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学者经常引用俄国19世纪诗人丘特切夫的名句“用理智不能理解俄罗斯”, 特别是在对俄罗斯政治的多变和不确定性感到茫然的时候。历史是不能假定的, 未来也是无法预知的, 又岂止对俄罗斯来说是如此。但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莱格沃尔德 (Robert Legvold) 所言, 既然我们无法确知未来, 倒不如“把精力花在分析对俄罗斯的未来具有潜在影响的各种因素”上, 这其中就包括“俄罗斯的历史沉淀”。我们分析今天的俄罗斯, 研究其政治制度、政治结构、政治生态甚至政治决策的确立和演变, 除了考察历史进程自觉与不自觉的演进和现实国内与国际情势变化的推动, 也不妨回溯历史, 从俄国政治文化的根脉上去探索凡此种种而非其他的缘由。

俄罗斯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В.М.谢尔盖耶夫把俄国早期的政治文化和帝国时期的政治文化区分开来, 认为俄帝国时期的政治文化只是从帝国建立时起才开始形成, 或者再早100年, 到19世纪才得以充分发展。而对于俄国早期的政治文化, 他同意其他许多学者的观点, 则是受到草原游牧民族的强烈影响, 从12世纪特别是蒙古占领之后开始, 今天大家所说的保守主义、对威权的崇拜以及对政治民主制度的不适应等都可以从中得到解释。前期和后期相区分是为了凸显二者之间的差异, 但它们的继承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上溯俄国历史, 从公元前4000年南俄罗斯草原就已经开始了新石器文明, 有了农业与游牧民族的斗争。尽管定居于南部的东斯拉夫人被广泛地认定为基辅罗斯人也就是俄罗斯人的祖先, 但是在漫长的岁月中, 来自外高加索的金麦里人, 来自中亚的斯基台人和萨尔玛特人, 从北方波罗的海向南入侵的日耳曼民族的哥特人, 来自东方的匈奴人、阿尔瓦人、可萨人等, 他们操着印欧语系的各种语言以及蒙古语、突厥语, 带着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占领并统治过这片土地, 从而在这片土地上留下多元文化交融的印迹。

王朝历史始于公元882年基辅公国建立。基辅公国时期的俄国有几个重要的特征。第一, 公国从建立之初就开始了不断的征伐兼并, 先是完成了东斯拉夫人的统一, 控制了整个伏尔加河流域, 然后将势力扩张到波罗的海、黑海和喀尔巴千山脉。从基辅时代开始, 国家的发展都是在开疆拓土的道路上前行的。第二, 罗斯人接受了从拜占廷传来的基督教。公国建立之前基督教已经在罗斯人中间传播, 但直到公元980年以后, 弗拉基米尔公爵的统治、迎娶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的妹妹、皈依基督教, 才使基督教在罗斯的传播具有了官方性质, 从而为高度发达的拜占庭文化进入罗斯敞开了大门, 基辅的文学、艺术、法律、礼仪、风俗都从此打上了拜占庭的烙印。选择基督教, 就注定俄国成为西方——欧洲世界的一部分。但是因为罗斯的基督教是从拜占庭而非罗马传入的, 对拜占庭正教的忠诚决定了对罗马天主教的疏离, 这又使得俄国天然地孤立于欧洲其他地区及其拉丁文明。应该说, 罗斯人在公元10世纪的选择已经注定了俄国既属于欧洲又处于边缘的命运, 并成为影响俄罗斯人文化认同纠结的根源, 这种纠结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 而此时距离俄国扩张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还有近千年的里程。第三, 基辅时代农村社会的基本结构——农村公社制度在俄国延续了千年之久, 成为俄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甚至被视为“特殊的俄罗斯精神”。一般认为, 村社与外部的相对封闭、隔绝, 村社内部农民对村社的敬畏和宗法制管理所形成的父权思想、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观念, 构成了俄国专制制度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

有关蒙古对罗斯统治 (1240—1480年) 的方式有很多种说法, 从而导致有关蒙古统治在俄国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在俄本国以及国外的历史学家中间存在很大的分歧。一些学者认为, 蒙古人对罗斯诸公国并没有实行直接控制, 而多半是以远距离操纵的方式进行统治, 通过罗斯王公代理人征税、索取资源、征兵役和劳役, 对罗斯的内部生活干预较少, 因此甚至可以忽略蒙古控制的事实来考察13世纪罗斯社会内部生活。另一些学者则指出, 蒙古人虽然承认罗斯王公的统治权, 但是他们必须宣誓效忠蒙古可汗并接受册封和诏令, 而且蒙古可汗直接委派官吏普查人口并据此征收捐税和兵役, 并一度用军事和行政相结合的蒙古的“八思哈”组织制度对军队和百姓进行管理, 蒙古人到来前后罗斯国家的情况, 包括精神与社会制度, 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莫斯科公国崛起的过程中, 作为基辅罗斯时代政治制度三元素之一的市政会议消失了, 三元素之二的贵族杜马尽管被保留下来, 但已然成为统治者的支持力量。有学者认为, 甚至是在封建割据时代的罗斯, 俄国就已经滑向了专制主义。当然, 俄国的专制主义不只来源于东方, 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期间的西方化改革就吸收了西欧的绝对君主制和开明专制思想 。撇开这些分歧不讲, 有一点是很明确的, 蒙古征服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罗斯与拜占庭甚至西方的联系, 从而断送了俄国参与到后来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进程的可能。而与此同时, 由于蒙古征服是自东向西的, 并且在长达200余年的时间里维护了横跨欧亚大陆的交通和贸易通道, 从而促进了罗斯国家与亚洲包括中国的来往。无论是与欧洲的相对隔绝, 还是与亚洲的往来增强, 都对俄国后续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对其治理方式、文化和心理认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721年, 彼得一世在结束了北方战争之后按照参政院的提议接受了“全俄罗斯皇帝”和“国父”的封号, 俄罗斯自此被称为帝国。从帝国一般的概念来说, 这个时候的俄国无疑是具备了其必要的特征的:通过不断的开疆拓土, 征服和吞并其他民族和主权国家;建立起强大的横跨欧亚大陆的中央集权;沙皇作为专制政体的代表, 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事实上, 俄罗斯的帝国霸业是在几百年间逐渐形成的, 一般认为伊凡四世时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步, 在此时期, 喀山、阿斯特拉罕和西伯利亚这几个独立的鞑靼汗国归并俄罗斯, 伊凡四世加冕成为沙皇, 并自称专制君主。彼得大帝在俄国建立起现代化的军队, 打造了强大的海军, 击败北方海上强国瑞典, 打开波罗的海出海口, 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政治制度。彼得改革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自觉的西方化或言现代化的过程, 但却是自上而下以残酷的强制性方式实行的, 反对改革的力量遭到追捕和, 包括彼得自己的长子。叶卡捷琳娜大帝打败土耳其, 取得了黑海出海口, 通过三次瓜分彻底肢解了强邻波兰, 她把西方的启蒙思想引入俄国, 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方位改革, 在开明专制的旗号下全面加强对国家的控制。18世纪是俄国向西方学习的世纪, 但是俄国西方化进程的独特之处是伴随着更加强化的专制。19世纪的俄国社会则出现逆西方化潮流, 在意识形态领域, 斯拉夫主义的产生及其与西方派的对峙对俄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斯拉夫主义强调东正教、俄罗斯的独特性和对西方原则的优越性, 青睐专制政府, 主张俄罗斯的未来应该回归本土原则, 并治愈西方所传染的疾病。总结来说, 俄罗斯帝国的显著特点是:由强大军事力量支撑的领土扩张, 对广大多民族聚居的领土的高度集权的沙皇专制统治, 以及思想文化上的西方化和本土化的交织与斗争, 这些也使其相对于俄国早期的政治文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20世纪俄国著名哲学家尼·亚·别尔嘉耶夫在其著作《俄罗斯思想》中, 反复谈到俄罗斯人的矛盾的二律背反的性格特征, 对这样一个两极化的民族, 你从它那里永远可以期待意外事件的发生。甚至别尔嘉耶夫自己也认为俄罗斯仍是一个不解之谜。惟其如此, 对“不解”的探求才显得更有意义。其实我们从前面的历史回溯中, 已经能够粗略地感知到, 一些若隐若现的政治文化特征如同血脉一样, 贯穿于俄罗斯千年历史, 成了国家发展的基因。梳理这些特征不一定就能解码俄罗斯神秘莫测的政治发展, 但一定会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其进程和走向。

2014年春天, 在克里米亚就回归俄罗斯举行公投前, 我正在莫斯科大学访学, 有人问我:“普京会收回克里米亚吗?”我的回答是:“为什么不!”如果你了解俄罗斯的历史和政治文化, 了解普京总统的性情, 答案就这么简单。在面临这样一个对俄罗斯来说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回归的机会时, 对于普京来说, 只有一个选择, 无论后来会面临什么样的代价。这里的考虑不牵涉国际法问题。

前面谈到过, 基辅罗斯立国之初就已经开始了不断的征伐, 莫斯科公国更是在大规模的领土扩张中崛起的, 这一特点在俄罗斯帝国时期更为突出。莫斯科最初出现在史书中还是12世纪中叶, 当时这块土地相当于一个小镇子。公国的领土在1328—1462年间从600平方公里扩大到15000平方公里, 130年间领土扩张到25倍。1462—1533年伊凡三世和他的儿子瓦西里三世统治时期, 莫斯科事实上已经控制了罗斯的全部土地, 领土面积达到280万平方公里, 71年间扩张186倍。莫斯科公国几乎每一任大公都在继续着扩大领地的事业。有统计说, 在彼得大帝全部统治时期只有1724年没有战争, 没有战事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13个月。19世纪的俄国历史学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就说过, 整个俄国史就是一部开疆拓土的历史。1533—1900年期间在俄罗斯向帝国演变的几百年间其领土以每天146平方公里、每年5.34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张, 至1900年达到2240万平方公里。尽管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土面积有所减少, 但二战后苏联再次成为与俄帝国一样大的国家。可以说, 帝国霸业成为俄罗斯人血统的一部分。

是俄罗斯这个民族天然地具有侵略性, 对土地的占有欲使其就像一个嗜血狂魔无法停下自己的脚步?还是因为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客观的地缘政治条件造成了这种情况, 以至于对领土的追逐成为历代大公和沙皇的执念?

俄罗斯人自古居住在巨大的东欧平原上, 无论是向西向东还是向南, 都没有足以抵御侵略的屏障——蒙古的侵略和征服在俄国家发展的历史上成了一道深刻的伤疤, 他们时刻警惕着环伺周边的强敌。17世纪中叶, 奥地利驻俄大使奥古斯丁·梅尔伯格男爵就说过:“幅员辽阔的莫斯科公国几乎到处环绕着好战的民族, 他们得不到安宁, 被嫉妒和仇恨所包围。”而与此同时, 广阔的平原地势也无法构成他们不断开拓新疆土的阻碍, 俄国人很容易就挺进东欧, 当年蒙古铁骑也是一路狂飙到达多瑙河畔。而在乌拉尔山以东, 俄国人挺进到太平洋的旅程也并不艰辛。克柳切夫斯基讲过, 从作为罗斯人起源的东斯拉夫人开始, 俄国人就不善于在一个地方栖息繁衍, 而是喜欢像飞鸟一样迁居各地, 抛弃住腻了的地方, 在新的地方居住下来。这种习俗也使他们对土地的需求是无止境的。扩张既是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 同时也是保护自己防止外敌侵略的有效手段。

俄总统助理苏尔科夫前不久在《独立报》上撰文指出,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终于停止了分崩离析, 开始恢复元气, 回到了自己正常的、也是唯一可能的状态, 即强大的、领土不断扩张的多民族一体性”。对领土的狂热已渗透进俄罗斯人的血脉, 领土不断扩张被作为本来该有的一种常态。历史在不断扩张中演进, 也决定了俄罗斯人的性格中总是既充斥着霸道, 也有着难以避免的紧张, 更深层次上则是影响到其国家发展模式的选择, 或者说没有选择。俄国历史上最受推崇的君主都有着开疆拓土的丰功伟绩, 普京在2014年收回克里米亚所产生的政治效应也印证了这一点。另外, 不断的征伐和占领要求国家对军事实力特别倚重, 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统治都以此为中心, 这种情况也一直延续到苏联以至今天。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国家的所有政治制度架构都是仿照西式民主建立的, 但却经常受到西方的批评, 特别是普京执政以来不停地被指责专制和独裁, 以至于从价值观层面俄罗斯始终无法实现与西方政治的融合, 这也是它至今不被西方社会接纳的一个重要原因。俄罗斯本国人其实也并不否认政权的威权色彩, 但是你也经常听到他们这样的说法, “那又怎么样, 俄罗斯需要普京”。

专制主义的主要内涵是国家首脑集立法、司法、行政甚至宗教等各种权力于一身, 在该体制下国家集权达到最大化, 建立起庞大的官僚机构、常备军和警察部队, 其他各级代议机构有名无实。法国路易十四有句名言“朕即国家”, 这可以说是专制主义最形象的表述。

如果从封建割据时代末期算起, 俄国专制主义大约绵延了四个世纪还多, 一直持续到帝国灭亡。从外在因素来说, 俄国的专制制度既根源于蒙古征服和东方专制传统, 也来源于西方的君主专制经验。但是俄国专制制度存在的时间要远远长于西欧国家, 这与其自身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特点有关, 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目标和任务, 即保护封建农奴制度, 巩固服役贵族的利益, 同时解决辽阔国土上不同民族与文化的治理以及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任务和保护国家的安全, 这些都要求统治者拥有绝对的权力, 可以动员全社会的物质和精神资源, 对臣民实行全面的监督。

专制体制在几百年的发展中不断得到巩固, 并且在长时期内受到来自上层贵族甚至广大农民的支持, 一些学者认为, 威权可能是治理地域如此辽阔国家唯一可接受的形式。专制也罢, 威权也罢, 这些其实已经成为俄罗斯国家发展的历史基因。

对国家这一公共组织的信赖最早可追溯至罗斯时期的俄国村社制度, 在个体和集体的相互关系上个体要服从集体, 而集体对个体负有责任, 保护其安全, 维护其生存和生活的秩序。俄国学者指出, 在俄国存在的全部历史上, 社会即等同于国家, 对国家的态度成为公民政治思想辨识的主要尺度。9在俄国历史上堪称“大帝”的两任沙皇——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都是把国家至上原则发挥到极致的君主。

俄罗斯宪法规定:“承认意识形态多样性”“任何意识形态不得被确立为国家的或必须服从的意识形态”, 这是俄罗斯出于对苏联统一意识形态政策的避忌而为自己确立的原则。但解体后, 俄罗斯在长期的经济衰退和政治动荡中, 社会陷入迷茫和混乱, 整个社会没有普遍认同的思想的引领, 国家缺乏凝聚力和发展共识。普京在其任代总统前夕发表的世纪长文《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就曾直言:“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 不是一件要去反对的事, 恰恰相反, 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 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爱国主义成为普京倡导的俄罗斯思想的核心要义。今天, 保守主义已被俄最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规定为党的意识形态, 普京作注说保守主义就是保护和尊重千年以来形成的精神、道德等传统价值观。无论俄罗斯思想还是保守主义意识形态, 其核心都是爱国主义和国家力量, 包含着深刻的国家至上主义。2018年12月在复旦大学召开的“21世纪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国际前沿论坛”上, 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谢尔盖·茹拉夫廖夫教授就讲到, 宪法虽然禁止, 但事实上今天的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已然形成, 那就是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这个词有很多解释, 俄罗斯学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存在分歧, 但是茹拉夫廖夫教授在这里使用这个词的确切意义就是国家性或国家观念, 也就是国家至上的观念。在这一意识形态前提下, 俄罗斯当下政治生态的形成以及在国际孤立、西方制裁、经济困境背景下普京的超高支持率就都是可以理解的了。

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这样写道:“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 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 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完整部分, 巨大的东方—西方, 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 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东西方二元文明对俄国发展道路选择产生的深刻影响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对西方的崇拜。在俄罗斯人身上, 早有对西方民主、自由放纵甚至无政府主义的追逐, 这就是苏联解体后新独立出来的俄罗斯一头向西, 从国家层面上迅速架构起西方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原因, 他们期待盼望已久的自由、公正、民主、平等、稳定和秩序可以在这样的体制下一夕实现。当然, 这样的梦想无从着落, 也因此才有今天俄罗斯政治意识领域斯拉夫主义的回潮。

二是东方专制主义影响下的父权主义特征。俄罗斯人总是在自由与威权之间左右摇摆。俄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所长尤·亚·彼得罗夫指出, 俄罗斯帝国的不幸就在于, “国家拥有具有欧洲教育背景和欧洲价值取向的精英, 当这些精英代表们的自我意识和加强专制的国家政策发生冲突的时候, 就会出现至今也解决不了的自由个性和臣民尊严之间的矛盾”。

三是始终存在的文明冲突导致俄国历史鲜明的断裂性, 后一个发展阶段是对前一个发展阶段的直接否定。18世纪彼得和叶卡捷琳娜的西方化改革之后是19世纪斯拉夫主义的产生。别尔嘉耶夫认为, 19世纪的普希金、极端的斯拉夫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托尔斯泰是对彼得改革的背叛。20世纪初俄国大革命是对俄帝国的否定, 20世纪末新俄罗斯是对苏联道路的背离。

地处欧亚大陆和东西方文化的边缘, 使俄罗斯人一直受困于身份认同。19世纪, 斯拉夫派和西欧派就一直在为俄国在文化上究竟是不是欧洲的一部分而争论不休。时至今日, 俄国人仍会不自觉地追问:我们到底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一意要融入欧洲, 在今天西方的一片制裁声中又不得以选择“向东看”, 而向东看的同时时刻也没有忘记寻找回归西方的路。

俄罗斯是个激进的国家, 苏联解体后义无反顾地进行制度转轨, 梦想在一夜之间建构起西方的经济体制和政治文明。一转眼快30年了, 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动荡成为历史, 普京执政18年保持了超高的国内支持率, 但是政治现代化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经济上虽然走出了前十年的衰退, 国力得到相当程度的恢复, 但是伴随着国际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跌宕起伏、危机频现, 始终无法走上稳定增长的轨道, 而且目前看来结构问题积重难返。而随着收回克里米亚, 国际关系进入了转轨以来最紧张的时期, 在世界上陷入空前的孤立。俄罗斯应该往哪里去, 它离自己梦想的世界大国还有多远?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强调的俄罗斯要走自己的路, 走有俄国特色的路, 有俄国特色的路到底是什么?

苏联解体以后, 俄罗斯成为国际法意义上的苏联的继承人, 但是无论从经济体量还是国际影响力方面都难以再现苏联强国的状态。而且转轨以来俄经济屡遇危机, 至今也没有找到适合的发展道路, 一些经历过勃列日涅夫时代安稳生活的老年人有时候会怀念苏联。我国研究苏联历史和俄罗斯问题的学者们由此提出一个问题, 俄罗斯人是怀念苏联还是愿意回到苏联?

2016年3月16日, 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在有关是否赞同“保留苏联”问题全民公决25周年之际进行了一项社会调查。这次的调查结果是:受访者中明确表达支持保留苏联的占64%, 其中在60岁以上人群中占76%, 在18—24岁人群中占47%, 在俄共支持者中占81%。只有20%的人表示反对保留苏联。132016年12月23日, 该中心又进行了一项相关调查, 其中一个问题是:俄罗斯有否可能重建联盟, 无论是以旧的还是新的形式。以旧的形式重新组成共和国联盟, 68%的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以某种新的形式将后苏联空间联合起来的思想得到了52%俄罗斯人的支持, 不过这种支持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要低得多 (39%) , 在18—24岁的青年人中是44%, 60岁以上的人支持的最多 (65%) , 明确反对的有17%。

该调查中心调研项目主任尤利娅·巴斯卡科娃就此指出, 有关俄罗斯人普遍怀念苏联的说法是言过其实的, 怀念苏联的主要是那些当年支持保留苏联的老年人, 对他们来说, “苏联”这个词意味着秩序、确定性和稳定;而对于当代青年人来说, 苏联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苏联体制意味着强国和社会国家的理想, 但与此同时也是赤字、短缺和没有自由, 无论如何, 苏联是已经被翻篇了的历史。调查中心另一个调研项目的主任米哈伊尔·马莫诺夫指出, 今天的俄罗斯还存在怀念苏联的现象, 也对苏联解体表示遗憾, 但是重建这个已经解体的国家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苏联前加盟共和国之间缺乏实质性的一致性, 它们各有自己的利益, 这些利益甚至是与俄罗斯相冲突的。

转轨近30年, 俄罗斯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已经有了不同的独立的价值取向。普京总统在2000年说过的话放在今天的俄罗斯仍然是适用的:“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 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 谁就没有头脑。”更何况, 重建苏联不是俄罗斯一方情愿就可以的, 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各有自己的国家利益, 普京欧亚联盟的思想至今也只能致力于经济上的一体化, 且进展并不理想。

俄罗斯在转轨之初千方百计强调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实行大规模的无偿私有化甚至不是为了回收资本、提高效率, 而是为了缔造一个私有者阶层, 使私有制的比重在经济中占确定优势, 以防止复辟。号称“私有化之父”的前副总理丘拜斯公开说:“前进, 走向私有制, 走向资本主义。或者后退, 退回到。”他说, “我们根本就谈不上选择道路问题。我们需要解决的是一个问题:凡是有助于使国家脱离, 有助于在国内消除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基础的东西, 就应该能做多少, 就做多少。”时间过去了这么久, 俄罗斯走向资本主义了吗, 它建构起了什么样的社会?

俄罗斯在大规模私有化阶段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比70%, 但是私有化缔造了私有者阶层, 却没有缔造有效率的所有者和企业。20世纪90年代的全面衰退, 俄实体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 国家经历了一轮深刻的去工业化过程且对许多重要战略性部门失去了控制——寡头不只是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还左右着俄罗斯政局。普京执政以后先是惩治寡头, 不允许他们染指政治, 并从第二任期开始有针对性地重新实施重要企业国有化, 新建大量国资企业。俄联邦税务局官网公布, 仅从2013年初至2016年初, 国有独资企业就从11252家增加到23262家, 3年间增加1倍多。俄联邦反垄断局的报告显示, 截至2015年, 国家和国有企业对GDP的贡献率已经从2005年的35%增长到70%。俄联邦反垄断局自己承认, 国资在经济中比重的不断扩大破坏了市场竞争的正常秩序, 加剧了经济中的垄断趋势。

有学者指出, 大量国有企业参与到竞争性市场中来, 它们利用行政资源和预算拨款攫取先机, 从而对市场构成严重威胁, 可以由此得出结论, 俄罗斯现在已经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人们对俄罗斯社会性质的认知随着其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而发展, 从叶利钦时代的资本主义、寡头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进而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性质本身是个经济、政治交杂的问题, 又由于世界交往的不断加深, 各种文明互鉴, 而使概念的界定更加复杂。

宪法规定, 俄罗斯联邦是实行共和制的民主的联邦制的国家, 国家权力由联邦总统、联邦会议、联邦政府和联邦法院共同行使, 并赋予各机构相应的职权。毫无疑问, 俄罗斯的政治架构完全是仿照西方民主框架设立的, 其转轨的政治目标就是建立西方民主政体。但俄罗斯又经常受到西方政要和媒体的批评, 指责普京专制甚至独裁。相互间的价值观相去甚远是造成二者始终摩擦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使得俄罗斯回归西方、融入欧洲的路曲折而漫长。早先西方学者还给了俄罗斯一个特别的名词, 叫“专政复兴主义”。

俄罗斯官方对自身政治制度的认知是民主政体。普京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对俄罗斯的民主边界作了界定:“对俄罗斯来说除了民主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政治选择。在此我想说并强调:我们赞同的正是在全世界被普遍接受的民主原则。不过俄罗斯的民主, 这恰恰是有其自身国民自治传统的俄罗斯人民的权利, 而绝不是实施外部强加给我们的标准。民主包括遵守和尊重现行法律、原则和规范。执政党、政府、总统可以更替, 但国家和社会的基础不应该被动摇, 民族发展的连续性不能被打断, 主权以及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问题不能改变。”

俄罗斯学者阿列克谢·米勒不否认俄罗斯的威权, 但他认为这种威权处于比民主制本身更高的价值尺度上:“拥有广泛的社会支持并努力维护这种支持 (例如, 当代俄罗斯) 的威权主义与‘坐在刺刀上’的残酷独裁之间距离相当遥远。这种威权制度常常能在保证社会和个人发展的那些重要参数方面取得不错的结果, 这些参数有别于民主制, 在我看来, 他们处于比民主制本身更高的价值尺度上。这里说的是人身安全, 说的是能保证一定的社会保障水平的有效率的国家, 说的是个体的自由。”米勒还讲道:“笔者就生活在显然是不符合民主标准的俄罗斯, 但感觉到自身是自由的。”

本文不是一篇探讨威权与民主标准的政治学论文, 有关这些概念近些年来也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论,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世界并没有像弗朗西斯·福山所预言的那样终结于西方政治民主制度, 而是出现和拓展了越来越多的发展形式。俄罗斯是有着自身强烈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 它的政治民主一定会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

普京在2000年上台伊始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讲道, “俄罗斯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 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18字里行间表达的意思是, 俄罗斯数百年来乃至今天都是世界一流国家、只不过面临沦落的风险。

转轨以来俄罗斯经济从衰退到复苏再经历持续不断的危机, 始终未能步入稳定的经济增长轨道, 今天它在世界经济排位中已经被甩出十大经济体之列。有中国学者问, 俄罗斯还是一流国家吗, 它为什么就不能甘于作个二流国家?俄罗斯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大国。它的疆域曾经达到2240万平方公里, 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6, 即便苏联解体了, 作为继承国的俄罗斯依然是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俄罗斯作为历史上存留下来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国, 因为其东正教的传承、东西方文化的兼容, 它的人民从骨子里就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个世界性的国家, 甚至承载着救世的使命。即便经历了苏联解体、大国地位衰落, 但俄罗斯人本质上追求大国地位的雄心没有减弱。不仅如此, 一位俄罗斯学者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时说:俄罗斯如果甘于作二流国家, 西方是不会让你安静地呆在这样的位置上的, 因为其庞大的领土和军事力量, 始终让他们感到威胁, 他们一定会让你堕落成三流国家。普京总统在2014年直播连线中针对那些企图破坏俄罗斯的国家称:“他们不会放过熊, 总是想方设法用链子将熊拴住。而一旦拴住了熊, 他们就会剥掉熊的牙齿和爪子。”

所谓一流、二流考量的无非是国家实力。以往我们总是以世界银行各国GDP排名来简单地评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但GDP只是一个年度流量指标, 并不反映国家财富的存量。近来, 世界银行自身也在反思这个问题, 2018年2月份推出的《国家财富变化2018:构建一个可持续的未来》报告, 就将基础设施、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以及海外净资产都纳入衡量范围, 甚至考虑到环境问题所导致的资产损耗。如果以这样的标准去考量, 就不会拘泥于俄罗斯近些年来令人难堪的GDP数值, 其庞大的国土、丰富的资源、人口的教育程度以及仍然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等因素, 无疑都决定了它依然是世界强国、一流国家。当然, 今天的俄罗斯的确存在许多问题, 如经济的能源依赖模式难以纠正, 增长始终受制于国际环境和世界市场行情。而且根据各方对俄未来几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它还会继续低于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 也就是说它在以GDP衡量的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还在继续下降。这些对于一个要摆脱“沉沦”风险的大国来说的确是严峻的挑战, 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忽视俄罗斯的地位。

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人, 一方面转轨以来它总要尽力摆脱苏联体制的弊端和影响——去苏联化, 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传承苏联的遗产和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它一方面向往西方的自由, 一方面又崇尚东方的威权, 在向何处去的选择上自觉不自觉地纠结着。从政治上说, 未来民主政体的框架不会改变, 而且如果普京之后的领导人不是一个这样强势的领导人, 威权的色彩也许会降低。但是俄罗斯的政治模式总会带有自身的特点, 体现俄国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二者相结合的一种政治制度, 应该是其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经济上则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在能源型与创新发展模式上纠结, 各种惯性、依赖、制约、利益集团的掣肘等, 使改变相当困难, 创新发展战略难见成效。普京强调走有俄国特色的道路, 俄罗斯人自上至下也接受了这个说法, 但是有俄国特色的道路究竟是什么, 似乎并没有谁能解释清楚。应该说转轨还远没有结束, 俄罗斯还在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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