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 2023年8月19日

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他的回忆录《循规蹈矩》中,讲述他如何舍弃了音乐生涯,因为,不像他的导师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他缺乏完美的音高辨别力。大约五十年后,年轻的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他自己是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狂热爱好者——同样放弃了音乐,最终选定电影作为自己的职业。他始终无法解释究竟是什么吸引他去从事电影工作。

然而,正是在这里,塔可夫斯基发现了他自己那种形式的完美的音高辨别力,表现为准确无误的审美灵敏度和对文化冲动的敏锐反应,这使得他七部故事片中的每一部都作为重大文化事件,在苏联和全世界引起共鸣。

塔可夫斯基成名始于《伊万的童年》(1962),这个项目好像失去父母的孤儿,万不得已才被托付给这位新手导演。塔可夫斯基的这部电影拍摄于尼基塔•赫鲁晓夫1956年批判约瑟夫•斯大林之后的解冻时期,其流畅优美的拍摄方式是那个时期的苏联新浪潮运动中特别典型的。

在西方,塔可夫斯基的处女作和其他电影一道,例如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的《雁南飞》(1957)和格里高利•丘赫莱依的《士兵之歌》(1959),帮助人们出乎意料地瞥见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的苦难以及他们潜在的复兴,这种潜在的复兴表现在这些电影中年轻主人公们的身上,也同样表现在电影大胆、自信的审美态度上。

在国内外,《伊万的童年》都捕捉到了当下的精神,在三十岁的青春年华,塔可夫斯基发现自己在欧洲各大电影节受到赞扬,被欧洲重要的知识分子们讨论,并被推到苏联文化的最前沿。

他的下一部电影,规模宏大的史诗巨片《安德烈•鲁布廖夫》(1966年完成),不仅立即成为经典。苏联知识阶层还立即把它作为一种福音书接受,认为这部电影刻印了他们相当模糊的精神渴望,以及他们的受压迫感、倦怠和可能性。当然,《安德烈•鲁布廖夫》,就像塔可夫斯基后来的电影一样,由于它实验性的叙事结构以及对它发行的限制,所以不仅难以理解,而且难得一见。

《安德烈•鲁布廖夫》成为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电影上的对等物,后者是一部激发了前者难解的叙事结构的小说。与帕斯捷尔纳克一样(《日瓦戈医生》在苏联遭禁后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也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一样(他不满足于他被官方认可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获得的有限成功),塔可夫斯基遭受的经历赋予了他在国内外无与伦比的文化权威。

历史研究将表明,即使在被禁止的情况下,《安德烈•鲁布廖夫》也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晚期许多最好的苏联电影(实际上包括整个苏联集团的)。在戛纳电影节获得成功后,这种影响扩展到了世界范围。

塔可夫斯基随后在苏联拍摄的每部电影——《索拉里斯》(1972)、《镜子》(1974)和《潜行者》(1979)——在苏联国内扮演了同样的角色,作为社会情绪的风向标和知识阶层不成熟的创造和精神渴望的发泄口。

每一部都在西方作为一种天启被接受,巩固了塔可夫斯基作为继谢尔盖•爱森斯坦之后唯一伟大的俄罗斯导演的地位,他史诗般叙事的力量可以媲美俄罗斯伟大的作家和作曲家,既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又具有深刻的世界性。

在许多方面,塔可夫斯基的电影继续被人用其冷战的政治化来界定。对于塔可夫斯基的最后一部电影《牺牲》(1986)而言尤其是这样,这部影片常常被形容为他对世界的信仰声明,对于迫在眉睫的核战争灾难、资本主义的实利主义和现代的混乱的警告,我们感觉到的这些信息在他1986年出版的《雕刻时光》一书中得到加强。

这些收集在一起的文章,是在他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撰写或口述的,但在他的欧洲流亡期间经过重大修订,它们传达了越来越强烈的僧侣式口吻,这种口吻在后苏联形势下的国内和西方都找到了心甘情愿的听众。鉴于这段历史,塔可夫斯基被当作先知并不太令人意外:关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关于他自己的死亡、关于苏联的解体或者关于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

然而,在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中寻找女巫的预言将是严重误解它们的本质。塔可夫斯基不是试图给现实强加一种解释方案,而是将现实连同它所有的偶然性和可能性刻印或记录下来。塔可夫斯基不是一个演说家,而是观察者和倾听者。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作品以开放的叙事结构和舒缓忧郁的气氛,对当代欧洲电影风格形成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世界电影史上有着无可代替的地位。然而,他的名字在有关电影的通俗和学术著述中都出奇地罕见。罗伯特·伯德的《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电影的元素》堪称这一领域的杰出贡献。

在塔可夫斯基电影世界的入口,伯德窸窣翻动着难得一见的俄语文献,追溯那些尘封的岁月,然后带领读者穿越电影世界中一条条幽深的密道,凭借“土、火、水、气”四种电影的元素忽明忽暗的光亮,探寻一个个神秘诡谲的角落,时不时让人眼前一亮,豁然开朗。

本书涉及塔可夫斯基的主要电影作品,论述范围广,资料翔实,内附一百多幅珍贵影像,书后更有长文导读。在这里,你面对的不是晦涩难懂的电影,而是引人入胜的解谜游戏。

有关该电影导演在文献上的重大贡献。罗伯特·伯德完全熟悉英语读者难以获得的俄语文献,他对电影构造的细微差别有着非凡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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