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 2023年7月17日

普雷斯在一次会谈中提出中美“互派留学生”,但中方代表方毅并没有给出答案。

几天之后,特意会见普雷斯博士的科技代表团,会议上他强调中美两国科技交流的重大意义,并表示美国科技全球领先,中方在很多领域都处于落后状态,需要美国的帮助。

原本寂静无声的白宫被一声声急促地电话铃声吵醒,美国总统卡特在铃声唤醒下很快从睡梦中醒来,拿起电话后,很快意识到这是正在北京访问的普雷斯博士。

毕竟普雷斯博士一向稳重,他能在自己休息之时打电话,那就说明在同中国谈判中碰到棘手的事情。

只听普雷斯开口便说:我正在和副总理会谈,他问了我一个我没法回答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人才凋零、百废俱兴,急需培养出色的高级人才,国家也将大量留学生派遣社会主义国家学习,截止1965年,我国派遣10476名优秀学生出国学习。

而在这群人中,后来诞生了79名中科院院士、63名工程院院士,为新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贡献颇大。

但从50年代到70年代,我国派遣的留学生总量才18000余人,对于当时6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实在太少。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破冰,但两国仍未有进一步文化交流学习。

两年后,一些美国教授开始给北京高校和曾留美的教授写信,希望能前往中国研究、交流、合作。

在这些学者看来,不管中美关系如何,一个愿望不会改变,那就是中美学术交流,交换学者和留学生。

两年后,民间中美友好机构交流合作开始频繁,并互派考察团交流合作,美国成员也多次提议应交换学生,以便于知识交流,可依旧没什么回信。

著名教育干部郭懿清回忆道:“1976年前后,美国一直想跟中国交换学生,咱们一直没答应。”

1977年秋,听取高校师生建议,力排众议恢复高考制度,年底举行570万人参加的高考,录取29万大学生,使得中国教育迎来根本性转折。

认为,这只是第一步,唯有注重教育,科技兴国,让高校人才学习先进技术,才能更好的建设国家。接下来还要大规模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首先是向美国派遣。

与此同时,美总统卡特上台后,积极和中国方面加强交流合作,促成和中国的正向交往。

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态,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力量,中美关系也是美国全球化政策的核心。

次年6月23日,在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时,就指示应该加大派遣留学生规模,要成千上万的派,而不是一次只派十个八个人,保证今年派遣3000人出去。

还表示,应派遣一批学生搞自然科学,这样才能在5年内最快提高我国的科教水平。

邓公还指示,对留学生管理也要放松,不能看得死死的,不一定每晚都要回大使馆,可住在学校,也可住在外国朋友家中,要同社会接触,这样才能学好外文,学到真东西。

在谈大规模派遣留学生一事上语气坚定,和一年前他拍板恢复高考一样,一锤定音。

其实,曾在法国、苏联留学,正是这一时期,他接触大量新思想和新事物,知道中西方的差距,他知道唯有改革开放,重点抓科学教育,派遣留学生学习新技术,才能为国家发展奠定基础。

在邓公指示下,教育部于19天后就下达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文中开门见山道,当年预计派遣3000名留学生,来年派遣一万名留学生,其中大学生占60-70%,进修生占15-20%,研究生占15-20%。

然而,报告公布后,引来了不少学者的担忧,毕竟当时还没有“自费留学”的概念,很多人担心国家花费巨大资金送大学生出国,万一他们嫌弃祖国贫弱,出国后不回来怎么办?

对此,小平同志表示:假定每人按5000美金计算,3000人才1500万美元,派3000人出去,准备坏300人,5年后可收回2700人。

还举了个例子,1872年清政府派遣第一批幼童去往美国学习,此后3年来累计派遣120余人。

可当时国内不少人对此事反对,他们生怕留学生会忘记祖国,部分顽固派更认为大清为天朝上国,不需要向西方国家学习。

不接受国外先进文化和科技,清政府继续落后挨打,沦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工具。

他还说:“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问题了没什么是大不了,即便一千人跑了100人,也只占1/10,还有900人。”

1978年7月,美总统卡特科学顾问普雷斯博士率代表团来到中国访问,当时美国方面并不知道中方扩大派遣留学生一事。

普雷斯在会谈中提出中美“互派留学生”,但中方代表方毅并没有给出答案,这让普雷斯神情沮丧,他认为此事不会有什么结果。

可下午会谈落入尾声时,方毅突然表示计划于1979年先派遣500个学者到美国学习。

过了一会儿,普雷斯低声问了旁边的随同人员,说:“有没有这方面预算?”对方摇摇头。

当晚欢庆会上,方毅特意向普雷斯敬酒,并表示中美在科技交流合作上步子要迈得大一些。

同月10日这天,特意会见普雷斯博士的科技代表团,会议上他强调中美两国科技交流的重大意义,并表示美国科技全球领先,中方在很多领域都处于落后状态,迫切需要美国的帮助。

邓公的诚恳让普雷斯十分感动,他没想作为一国领袖竟然如此放下身段,能够主动接纳美国先进文化和科技。

电话铃声响起后,原本寂静无声的白宫被一声声急促地电话铃声吵醒,卡特在铃声唤醒下很快从睡梦中醒来,拿起电话后,他很快意识到这是正在北京访问的普雷斯博士。

毕竟普雷斯博士一向稳重,他能在自己休息之时打电话,那就说明在同中国谈判中碰到棘手的事情。

“我正在和副总理会谈,他问了我一个我没法回答的问题!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

卡特听了后,心情立马由阴转晴,会心地笑了起来,他立即回答道:“当然可以。”

但他力排众议,并认为和中国建交是他一生中最正确的决定,因而也被称为“中美关系的领路人。”

回国前,普雷斯还提出欢迎中国代表团前往美国实地考察,为派遣留学生的具体方案做准备。

为此,美方派出驻华联络处一等秘书唐占晞前往教育部商讨,经过此次商谈后,中方决定组织代表团,由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担任团长于10月份前往美国访问。

本以为这次美国之行一路顺风,可没想华盛顿的谈判异常艰难,双方在留学生人数和专业范围上有所分歧。美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太先进的技术还用不上,可在社区大学学习,不过中方表示留学生只进一流大学学习一流技术。

从1978年到1979学年,中方可派500-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和学者赴美,美方可派出60名留学生和学者赴中,各方尽量满足留学生和研究方面的需求。

因时间紧张,选拔人选上十分不易,主要是在外语、业务、政治、身体4个方面选拔,且注重理科、工科专业学生的选拔。

领导层讨论商议,派遣的人员中尽量别选拔高中毕业生,他们年龄偏小,思想还没定型,容易受资本主义影响。

因当下祖国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迫切,最好派出已有基础的、学习三五年可以回国发挥才能的原研究生、学者。

就这样,根据这一标准,教育部很快就从京津重点院校、科学院系统中选拔出50名优秀人才,这些人专业成绩出色,基本是同龄人群中的佼佼者,外语成绩也过关。

他们主要研究专业是理工农医,年龄最小的33岁,为清华教师;最大的49岁,为协和医院医生,还有6名女性。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张恭庆、姜伯驹获得赴美留学资格,教育部又将他们名单划入名单中,首批出国留学生就扩增至52人,他们原定1979年9月赴美学习。

人员确定后,郭懿清等人又对这些人进行为其3个月的语言强化训练,集训期间不能无故请假,集训内容主要包括留学规定、出国外事纪律、美国生活常识等。

教育部还为每个人发放700元置装费,并让他们自由挑选衣服,但几乎所有人都选了西府、黑色毛呢大衣、皮鞋和公文包。

就在这时,中美关系迎来了新的实质性的改善。同年12月16日,中美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两国正式建交。

这一天,同志立马打电话给教育部长,要求在中美建交前,第一批留美52名学员必须前往美国。

当消息传出后,正在集训的学员们欢呼雀跃,他们很快就拿到了签证,并于同年12月26日这天登机赴美。

这天晚上8点,天正下着大雪,周培源、李琦、郭懿清、唐占晞等人来到首都机场,和52名西装革履的留学生们一一握手送别。

飞机上,留学生们得知外国记者已在纽约机场等候,并计划对他们进行采访,大家商议后决定接受采访,随后留学生代表柳百成亲自起草一份声明,而后又当着几十名记者的面宣读声明,其声明表达对中美友谊的赞歌,也表明虚心学习美国科技的决心。

而随着留学生抵达美国,访美的时间也已确定,为1979年1月28日到2月5日。

1月28日这天是中国农历春节,按中国人惯例,大年初一不能出远门,但已75岁高龄的邓公为了祖国前途,不远万里来到美国。

下午4时30分,专机降落在华盛顿,他迎着雪花走下飞机,得到中国留学生、华人的热情欢迎,留学生代表柳百成就在其中,他怀着激动的心情看着,心想如果没有邓公英明之举,他怎么也没机会赴美留学。

次日,美总统卡特在白宫南草坪为隆重举行欢迎仪式,所有在华盛顿的中国留学生均应邀前来,看着高高升起的五星红旗和美国国旗,每个人都自豪万分。

同年1月30日上午,和卡特开始了第三次谈判,双方就交换留学生问题展开了讨论,邓公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并且要大大提高向外国派遣留学生的规模,也欢迎美国留学生到中国来。

而后,双方签署《中美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将中美几个月前达成关于互派留学生的口头协议文本化。

访美期间,卡特夫人还特意为夫人卓琳举办招待会,52名留学生应邀参加宴会。

会后,卓琳勉励留学生,嘱咐道:“国家派你们来不容易,你们学成后要回国,你们要是不回去的话,小平同志要着急的。”

尽管邓公访美日程紧张,但他百忙之中仍特意看望赴美留学生们,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次月5日,邓公结束在美国的9天友好访问,参加近80场会谈、发表22次讲线场宴会等,他以幽默、亲和的形象展示中国的大国形象和友谊,也向世界证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

首批52名赴美留学生,除一人因生病延期外,其他人均在2年后准时回国,而40年后再回顾,他们均已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有人成知名专家,有人成知名教授,有人是学术界的佼佼者,其中6人当选为工程院院士。

1978年时,45岁的他是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老师,得知赴美留学的机会时,他积极报名参加选拔,并从中脱颖而出。

因他曾在杂志上看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铸造学科很强,留学期间果断选择来到这所学校深造。而后他又转入麻省理工学院深造。

在美国2年里,他最大的感受是美国科技技术的发达,晚年他回忆时说:“当时我还没见过计算机,而美国房东家里,她八九岁的儿子正在玩苹果电脑,这让我很是诧异,毕竟我从来没见过这稀罕物件,可我转念一想,或许要不了多少年,电脑将成为中国人的日常,也或改变人类社会。”

正是受其影响,柳百成又选修电脑课,在班级里,除了他40多岁,其他同学都是20出头的大学生。

因没有任何基础,最初学习时显得非常吃力,但他每天晚上坚持来到机房学习编程,渐渐地掌握电脑技术。

回国后,柳百成利用所学知识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那就是:“计算机模拟仿真研究”,用高新技术劳动改变传统产业。

柳百成称,留学经历对他回国后的项目研究影响巨大,正是有了邓公的改革开放,才有了知识分子的未来,正因将人才送出国门,才真正开眼看世界,才让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

1984年12月,留学迎来新的大潮,国务院颁布《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开启了自费留学的大门,我国也掀起了“出国热”,更多青年积极走向世界。

仅次年年底,出国留学生人数就多达3.8万人,其中自费留学生7000余人。

1986年到1990年,中国内地自费出国留学生达13万人,仅1990年这一年就达到5.6万人。

2001年,全年出国留学人员达8,4万人,其中自费留学生为7.6万人,2018年时出国留学人员为66.21万人,自费留学人数为59.63万人,占出国留学人口的90%。

为了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就业,1988年国家教委成立“中国留学服务中心”,为海归人员回国工作提供双向选择,为他们提供就业咨询等服务。

不过从1989年开始,公派留学人员滞留不归的现象日益严重,很多优秀人才被西方国家以丰厚报酬招揽过去。

对此,对留学人员给予很大期望,他曾指出当下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为留学生创造回国工作的条件。如果有些学科还没有,可以搞个综合科研中心,设立若干专业,或将现有的科研机构增设专业,将人才放在其中,总有人作出重大贡献。

不过邓公也明白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能为留学人员提供好的工作科研环境和待遇条件有限。

为此,他强调做好留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教育,让其能够积极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中。

1992年南巡讲话时,谈到留学生问题,他说:“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希望他们都回来,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

在的热忱召唤和关怀下回国的人也开始增多,特别是03年过后,出国和归国人数比例逐步缩小,2010年缩至2.11:1,2015年缩至1.28:1。

根据数据来看,1978年到2018年,总计有365.14万人完成学业回国,占总出国群体的84.46%。

他们将国外学习的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运用到实处,为中国各领域建设添砖加瓦。

就算暂不回国的人,也会回国讲学、合作科研,提供信息,引进项目,以不同形式参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

改革开放40年,不仅是中国经济快速腾飞的40年,也是中国青年留学海外、励精图治的40年,还是中国学习、借鉴、赶超的40年。

这40年来,正是在归国留学生和广大学子、农民工们共同努力下,中国创下了经济奇迹。

而这一切都要感谢邓公的伟大智慧和超前眼光,在那个特殊年代,他排除万难鼓励扩大留学生出国规模,这才加快中国现代化进城,缩短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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