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 2023年7月11日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农历”是明代来华传教士庞迪我、熊三拔、汤若望制定的,后经1929年民国修订,成为今天的样子,它也是“洋历”的一种。说“阴历”“农历”其实都是一种误会,因为该历是阴阳合历,且中国幅员广阔,一个历法根本不可能适应各地农时。

“阴历”的优点在于比传统历法更准确,特别是在推测日食等方面完胜此前旧历,但缺点也很明显,闰年(384天)与平年(354天)差别太大。

最早呼吁改用“洋历”的是高梦旦(出版家,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人),1896年,他在《万国公报》上撰文,主张“正朔服色,既为列国所同,而一国必欲立异,则交际往来,不免存歧异之心”。

1903年,单士厘在《癸卯旅行记》中说:“世界文明国,无不用格勒阳历(即格里高利历)。”单士厘是晚清奇女,出身名门,29岁才嫁给钱玄同的哥哥、外交家钱恂,多次随夫出访日本,《癸卯旅行记》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女性游记。

后梁启超、刘师培也呼吁改历,梁启超提出“孔子纪年法”,以孔子诞生年为初元,但高梦旦撰文反驳,认为不应将佛教徒、道教徒排斥在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民间并未线年,刘大白出任第三中山大学(后改名浙江大学)秘书长后,在他推动下,蒋梦麟提请国民政府发起“废历运动”。1930年,蒋升任教育部长,刘是次长,两人刚上任,便力促“废历运动”,产生重大社会影响。

蒋梦麟曾说:“刘大白先生是一位诗学、文学、佛学、史学、行政、政治都有兴趣的人。这种多方面兴趣的人,在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时代是不多见的。”

刘大白急于废农历,原因可能有二:首先,刘好击剑,性格慷慨激昂,时时担心自己保守。早在1923年,便有署名为“大白”的文章称农历为“废历”。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盗国,以本年为洪宪元年。上海各报不以为然,依然只刊阳历和农历,不提年号。袁政府内务部、交通部立刻发出警告:“如再沿用公历及民国纪元,不奉中央政令,即照《报纸条例》严行取缔,停止邮送。”各报无奈,只好用极小号字排上“洪宪元年”。

竺可桢先生曾批评说:“在20世纪科学昌明的今日,全世界人们还用着这样不合时代潮流、浪费时间、浪费纸张、为西洋中世纪神权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格里高利历,是不可思议的。”

1926年李景汉先生在北京郊区调研发现,农民没钱买日历,“没有每七天休息一天的福气,也不用精确计算日子,看看月亮也就够了”。

采用西历,可能最大的方便在于和国际接轨,竺可桢先生也同意:既然世界都在用,中国也不宜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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